第八章 卷烟情缘

第八章 卷烟情缘 (第1/2页)

林秋水出生那年，月光县林家庄公社的冬天格外冷。北风卷着雪粒，抽打着村口那几间低矮的石头房，像在鞭笞一个沉睡的梦。那时，没人会想到，那个每天踩着泥泞小路、夹着公文包匆匆赶往修造站的瘦高男人，日后会成为撑起整个乡镇经济的脊梁。
　　
　　他是林秋水的父亲，林承贤。
　　
　　林承贤只上过几年私塾，十三岁就当上了村会计。在那个连识字都算本事的年代，一个孩子能拨算盘、记账目、管得清村里的账，已是“神童”般的存在。村里老人常说：“老林家这小子，眼神亮，心眼活，将来必成大器。”
　　
　　可林承贤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比别人更早地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数字不会骗人，二是人要靠双手吃饭。
　　
　　七十年代初，修造站还只是几间漏风的石头屋，院子里长满荒草，雨天泥泞得连鞋都拔不出来。一台旧车床，一张破工作台，便是全部家当。可就在这样的地方，林承贤一干就是十年。他白天跑业务、修农机，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图纸、算成本，常常熬到后半夜，眼睛熬得通红，手指冻得裂口流血。
　　
　　“你这是何苦？”邻居王婶常站在院门口劝他，“城里那么多好单位，凭你的本事，哪不能去？偏要在这穷地方耗着。”
　　
　　林承贤只是笑笑，不说话。他知道，自己不是在“耗”，而是在“种”，种一棵树，一棵能荫蔽整个公社的树。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来。林承贤敏锐地嗅到了风向。他开始四处奔走，联系县里、跑银行、找技术员，把修造站一步步扩建成农机厂、化肥厂、麻纺厂、陶管厂……短短几年，竟发展成拥有十几家企业的乡镇企业集团。公社书记拍着他的肩膀说：“老林啊，你这是把荒地开成了良田！”
　　
　　可林秋水知道，这“良田”是父亲用命换来的。
　　
　　他记得那些夜晚，父亲披着旧棉袄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嘴里叼着旱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不肯安睡的心。他也记得那个寒冬，父亲为解决化肥厂设备问题，整整一天泡在车间，回来时头发结霜，脸冻得发紫，却笑着说：“机器修好了，春耕不误事。”
　　
　　父亲抽烟，抽得讲究，也抽得深情。
　　
　　他独处时，最爱抽旱烟。一张白纸，一小撮烟丝，卷得紧实利落，点燃后深吸一口，烟雾缓缓升腾，缭绕在他眉宇之间。他坐在老槐树下，面前摊着图纸，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偶尔停下来，吧嗒几口烟，眉头微蹙，仿佛在烟雾中寻找答案。
　　
　　林秋水小时候最爱看父亲卷烟。那动作行云流水，像一场无声的仪式。他常问：“爹，您为啥总抽烟？”
　　
　　父亲笑着摸摸他的头：“抽烟能提神。爹要动脑子，不动烟，脑子不动。”
　　
　　他用的烟袋锅，是爷爷传下来的，清朝末年的物件，铜身玉嘴，烟竿油亮。烟袋上雕着松鹤延年，红缨随风轻摆，像一段凝固的岁月。父亲从不轻易示人，只有贵客来了，才郑重地取出来，装上烟丝，点燃，递给客人。
　　
　　“老林，你这烟袋可是宝贝！”客人常惊叹。
　　
　　父亲只是笑笑：“祖上传的，不值钱，就是个念想。”
　　
　　可林秋水知道，那不是“不值钱”，而是父亲对过往的敬重，对生活的仪式感。
　　
　　而招待客人时，父亲从不抽旱烟，必是拿出卷烟，太平烟厂产的“梅花”“太平”或“庆丰”。这三种烟，档次不同，价格不一，父亲从不乱用。
　　
　　“梅花”一毛一盒，“太平”八分，“庆丰”一毛五。父亲买哪种，全看家里有多少钱。他从不花公款，哪怕是一根烟。
　　
　　“爹，为啥不每次都买最好的？”林秋水曾不解地问。
　　
　　父亲蹲下身，认真看着他：“客人来，是谈事的，不是来抽烟的。重要的是把事办好，不是靠烟的牌子。”
　　
　　这话，林秋水记了一辈子。
　　
　　在林秋水的记忆里，去供销社买烟，是童年最光荣的任务。供销社是公社里最体面的地方，玻璃柜台擦得锃亮，货架上摆满花布、肥皂、糖果、火柴，还有那一排排整齐的香烟。
　　
　　“小秋水，又来给你爹买烟啦？”售货员张阿姨总是笑眯眯地问。
　　
　　“嗯，梅花烟，一盒。”林秋水递上父亲给的一毛钱，像交出一份神圣的使命。
　　
　　张阿姨麻利地取出烟，递给他。林秋水接过，小心翼翼地揣进衣兜，生怕压坏了烟盒上的梅花图案。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家，脚步轻快，仿佛怀里揣着的不是一盒烟，而是一份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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