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故都遇故知

第二章  故都遇故知 (第2/2页)

他们仨在报德寺已经转了一圈，见已经没啥好看的了，杨衒之提议说：“二君可有意移步国子学堂乎？”
　　
　　胡孝世和白曜都表示赞同提议。
　　
　　国子学堂紧邻报德寺，在开阳门御道东。国子学堂是东汉朝廷设立的教育机构的旧址，主要用于教授儒家经典，如《春秋》《尚书》等。
　　
　　他们仨移步到国子学堂，迈进学堂，见到的也是一片残破景象。
　　
　　在杨衒之的印象中，国子学堂前有用三种字体刻成的石经十八碑，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刻写的是《春秋》《尚书》这两部经，用了篆体、科斗文、隶体三种字体来刻字，是东汉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笔迹。石经是东汉时期所立，当时共立下二十五碑。到北魏时，还留存十八块碑，其余的都已残毁，但现在啥都没有留下了。
　　
　　另外还有石碑四十八块，正反两面都用隶书刻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这四部经书。还有一块《赞学碑》，都在国子学堂前面。
　　
　　此外，还有六块石碑刻着曹魏文帝曹丕所写的《典论》，到太和十七年（493年）尚存四块碑。
　　
　　这附近还有辟雍（周天子所设的大学）和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孝文帝重视文化教育，就将这片区域题名为“劝学里”。到了武定四年（546年），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渤海王高澄把石经都搬迁到邺城去了，此地不再留有任何石经。
　　
　　白曜拱手问道：“胡公、杨公，某鄙陋，不识石经之用，敢问此乃佛经耶？”
　　
　　胡孝世正色答道：“非佛经也，此乃儒家经典，圣贤之书。读书人若想在朝廷当官，必研习石经所刻之文章。朝廷取士，必考其文。”
　　
　　白曜挠了挠皮弁：“这般石头刻字，比咱们贺兰山岩画还费事，汉家夫子何不书诸羊革？”
　　
　　胡孝世捻须笑道：“小郎有所不知，昔年蔡中郎奏请刊石，正是为定经义、息讼端，防止私篡经义。昔董卓焚洛阳，惟此石经与太学门阙岿然独存。”
　　
　　胡孝世抚碑沉吟：“石虽不能言，但最可信。纵兵燹毁城，终不灭圣贤之道。”
　　
　　接着，杨衒之便向白曜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儒家经书流传，一直以来都靠手抄。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叫简册，讲究一点儿的，抄在缣帛上，叫帛书。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后，因为纸张更为轻便，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但由于辗转传抄，经书难免会抄错，不但错字、漏字、串行、脱句都难以避免，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往往文字不一。而朝廷考试，只能以官府官定的经文为准，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为此，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甚至还发生过考生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企图偷改藏书的经文以符合个人私藏本的丑闻。
　　
　　本来，到东汉后期，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汉安帝时期的太学里，博士倚席不讲，学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沦为菜园。放牧的人在校舍里放牧，打柴的人在校舍里打柴。
　　
　　到汉顺帝时，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但学风还是每况愈下。到了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下决心把标准的经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里，作为朝廷法定教材向全国公布，意在统一全国的经文，以杜绝私弊。所以石经一刊布，马上受到读书人的欢迎。每天前来观看或抄写经书的人所乘的车有千余辆，填塞街陌。
　　
　　白曜抚膺而叹：“噫！鄙人竟不知石经之重若此！”
　　
　　劝学里周围还有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承光寺四座寺庙。他们仨顺路都一一去参观了一遍。
　　
　　每座寺庙的周围都有果园包围，出产珍奇的水果，有大谷梨和承光柰。
　　
　　杨衒之拊掌而叹：“吾尝闻耆老者言，报德寺产大谷梨，俗谓‘含消梨’。其汁若琼浆，其味胜甘露。至大者重可十斤，坠地辄化水，诚异事也！”
　　
　　白曜倾身问：“杨公曾尝此梨否？”
　　
　　杨衒之摇首：“未得亲尝，某亦道听途说耳。然以理度之，其肉必酥脆，触地即碎，入口即化。”
　　
　　白曜不觉咽津，拊髀叹曰：“若得此梨，虽千金亦愿易之！”
　　
　　当时承光寺也多果树，其中的柰味道最美，人们便将二者并称，“报德之梨，承光之柰”皆为京师之冠。
　　
　　然后杨衒之介绍了京师的建寺历史：报德寺开了在外郭城建寺之风。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曾有规定：城内唯拟建永宁寺等极少数大寺，外郭城内亦拟严格控制新建寺宇。当然，这一规定过于严苛，孝文帝本人也未能完全遵守，他在迁都后便在外郭城南建有报德寺。其后宣武帝在景明年间（500～503年）再次重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这条禁令从未被严格执行，城内先后建造了瑶光寺、胡统寺等皇室所建佛寺，以及如建中寺、长秋寺、昭仪尼寺、景乐寺、愿会寺等由权力顶端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贵胄、宦官所建佛寺。
　　
　　孝文帝的四弟元羽和七弟元详都在报德寺之东建了寺庙。报德寺往东，广陵王元羽建造了龙华寺；龙华寺再往东，北海王元详建造了追圣寺，两寺并在报德寺的东面。两寺僧房的数量以及举行佛教法会的数量都与秦太上公寺相当。
　　
　　胡孝世拱手问：“彭城王元勰未曾建寺乎？”
　　
　　杨衒之答道：“勰亦建寺。城东明悬尼寺即其所立。然高祖孝文帝七兄弟中，惟二弟元禧、三弟元干未建伽蓝。”
　　
　　白曜拊掌而疑：“此二人独不事佛耶？抑或贫不能建？”
　　
　　杨衒之捻须笑曰：“非也。元干与孝文帝同殁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元禧继薨于景明二年（501年）。时迁都甫定，建寺之风未炽。若使二人得至孝明朝，以彼贪财竞奢之性，必起金刹凌云，岂让诸王哉！”
　　
　　他们仨沿着东城墙根向北走，来到城东的明悬尼寺。明悬尼寺是彭城王元勰所建的，在建春门外石桥南。三人走进寺内参观，看见寺内只有一座三层宝塔，简朴得很，没有过多的修饰。他们也没有逗留很久就走出来了。
　　
　　寺的东边有晋朝时叫作“常满仓”的大粮库，高祖孝文帝元宏曾经下令将它改称为“租场”，天下各地向朝廷上缴的租税贡赋大都聚存在这里。
　　
　　建春门是皇城东墙北起第一门，阳渠在建春门附近汇合流向东，建春门外有一座石桥。明悬尼寺就在石桥的南边。
　　
　　“明悬尼寺，此寺名有何深意？”胡孝世问。
　　
　　杨衒之便给他解释：《易。系辞上》说‘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思是说高悬于天空的显著且明亮的物象（如日月星辰），没有比日月更大更亮的。强调日月作为天象中最宏大、最醒目的存在。元勰取这句话命名自己的寺庙为“明悬”，意思是他的寺庙就如日月高悬，光辉灿烂。尼寺，表明这是一座尼姑寺。
　　
　　榖水围绕着洛阳城，一直流到建春门外，再向东流到建春门外的阳渠石桥下。
　　
　　谷水是洛水的支流，它的上游发源于渑池县，称为渑水。榖水从上游流至洛阳城的西北角（金镛城西边附近），注入阳渠。阳渠原本是环绕洛阳城一整圈的护城河，阳渠的水源来自榖水，因此阳渠也可以叫作榖水。榖水绕城一圈后，向东流至建春门外，再向东流便注入洛河。
　　
　　洛阳城内还有许多渠道，其中较大的一条西入阊阖门（西墙北起第二门），穿城而过，东出东阳门（东墙北起第二个门）；另一条西入西明门（西墙北起最后一门，即西墙最南一门），东出青阳门（即东墙最南一门），水源都来自谷水。
　　
　　建春门外的那座石桥，有四座石桥墩，在建春门外御道南的石桥墩上刻有“汉阳嘉四年（135年）将作大匠马宪造”的字样。
　　
　　到孝昌三年（527年），由于受到大雨的冲击，使得桥基倾塌颓倒，南面的石柱当时就被埋没，北面的两根石柱，至今还留存着。
　　
　　杨衒之这座石桥很有兴趣，他研究过刘澄之《山川古今记》和戴延之《西征记》里的记载，他们皆称这座石桥乃是晋太康元年（280年）建造。杨衒之认为他们的说法距离史实相去甚远。杨衒之认为其实桥是东汉阳嘉四年（135年）建造的。据杨衒之查实，刘澄之等人都出身于江南一带，没有在中原一带长时间游历过，只是借南朝军队征战之机偶尔途经此地，稍有了解，至于洛阳城的历史掌故，绝大部分他们是没有亲自经历和了解过的，仅仅是道听途说，便穿凿附会，他们的错误论断，影响后人已经很长时间了。
　　
　　胡孝世拱手赞曰：“杨公于斯事钻研之深，令某叹服！”
　　
　　他们仨都感觉有些累了，打算走到建春门外御道旁的小酒馆里吃点东西，歇歇脚。
　　
　　酒保见客至，堆笑相迎：“贵客临门，请入雅座。”
　　
　　他们选了一间凉爽的房间坐下了。“店家，可有酒食？”白曜操着生硬汉话问道。
　　
　　黧黑的酒保抹着陶案赔笑道：“贵客安坐。本店有新醅黍酒，燔羊肋喷香，还有渍芹、盐豆佐餐。”
　　
　　杨衒之颔首道：“且炙烤二斤羊肩，切一盘酱牛肉，另要菘菜羹一盆。”
　　
　　“诺！顷刻便备。”须臾肴馔齐列，三人便动筷开吃，他们一边吃菜一边还喝点小酒。
　　
　　等酒过三巡，杨衒之话又多起来：“报德寺者，孝文迁洛未几，为冯太后荐福所建，报抚育之德，故以‘报德’名之。”
　　
　　胡孝世问道：“当初迁都草创，万机待理，何以专建梵刹？”
　　
　　衒之正色曰：“冯太后实为魏室砥柱，于孝文教化至深。微冯太后，岂有孝文帝迁洛之举耶？”
　　
　　各位看官，请跟随杨衒之他们回到北魏的平城时代去一睹那个时代的女强人冯太后的风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