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第1章 引子 (第1/2页)一九九六年冰城纪事·引子
那一年，哈尔滨仿佛是被时光特意封装起来的一枚琥珀，凝固在西伯利亚倾泻而下的寒流中央。这寒流，像一头无形无质的巨兽，匍匐在松嫩平原之上，每一次呼吸，都吐出彻骨的凛冽，恰如彼时席卷全城的下岗潮，悄无声息却势不可挡—年，这场始于几年前的变革已然全面铺开，黑龙江省的企业下岗人员占比跻身全国前列，昔日撑起城市脊梁的国营大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冰城的寒冬，因这场时代的浪潮更添了几分沉郁。
立冬的节气像一声威严的号令，广袤的松花江便应声收敛了夏秋的奔腾咆哮，水波变得滞重、朦胧，仿佛一条进入冬眠的巨蟒，在水面与水下，悄悄编织着一片片晶莹而脆弱的薄冰。它们如同大地初生的、透明的鳞甲，在灰白的天光下闪烁着冷冷的微光，相互碰撞时，发出细碎清冷的“咔咔”声，是冬日序曲最初的音符，也似那些破产倒闭工厂的机器，最后一声沉寂的叹息。
江风，这位永不疲倦的雕刻家，卷挟着细密坚硬的雪粒，自空旷的江面呼啸而起，沿着经纬分明、如同城市脉络的街巷一路横扫。它打磨着中央大街那些百年前由异国工匠精心铺就的青灰色面包石，将凹凸的表面磨得温润发亮，石与石之间的缝隙里，紧紧嵌着去冬未化尽的、已然失了蓬松的旧雪，行人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独属于北方的清响。那声音沉郁而绵长，仿佛不是来自脚下，而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一声声回响与应答，叩问着过往的行人，也叩问着这座城的记忆——那些刻着“先进生产”的厂牌、那些挤满工人的车间、那些按月足额发放的工资袋，正随着下岗潮的蔓延，渐渐褪色成过往。
清晨六点，夜色尚未完全褪去，天际浸染着一片沉静的暗蓝，如同未调匀的丹青。道里区那些颇有年岁的居民楼，像一群蜷缩在寒冷中的巨兽，窗口次第亮起了点点昏黄而温暖的灯光，如同野兽苏醒时睁开的惺忪睡眼。只是这灯光里，多了几分往日没有的沉重：有人彻夜未眠，盘算着下岗后全家的生计；有人早早起身，不是奔赴熟悉的车间，而是揣着皱巴巴的简历，去往劳务市场碰碰运气；……
一楼的窗台，成了天然的冰窖，也成了北方冬天最直白的展示柜。冻梨、冻柿子、还有成串的冻豆角，被主妇们摆放得一丝不苟，黑褐与橙红交错，覆着一层洁白的霜，远远望去，像一串串沉默而甜美的冰灯笼，守望着漫长的冬季。只是这守望里，少了几分从容——往日里由工厂福利支撑的富足，如今被拮据取代，窗台的冻货不再是冬日的点缀，而成了节省开支、熬过寒冬的必需品。
楼道里，熟悉的煤烟味混杂着老旧木材的气息，悄然弥漫。早起的人家已然生起了蜂窝煤炉，铁皮烟囱探出窗外，吐出的乳白色烟雾，在凛冽的、近乎凝固的空气中，笔直地向上攀升，像一道纤细的、通往天空的阶梯。然而这努力总是短暂的，没升多高，便被无形的寒冷吞噬、消散，融入了城市上空那片更庞大的、混合着生息与寒气的薄霭之中。就像那些曾在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铁饭碗”，多年的手艺与工龄，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力。
七点钟声敲过，街道便从沉睡中彻底苏醒。穿着臃肿但厚实棉袄的人们，像一个个移动的棉包，呵着长长的、能在睫毛上结霜的白气，拎着印有“先进生产”字样的铝制饭盒，只是不再有整齐的队伍奔赴厂区——有人走向街角的国营早点铺，盘算着用最少的钱买一份果子豆浆；有人蹲在劳务市场的墙角，裹紧大衣等待雇主，饭盒里的粗粮馒头，是一天的口粮；还有人推着自制的小车，沿街叫卖着袜子、手套，那些曾印在饭盒上的“先进”字样，如今成了对过往安稳生活最酸涩的回望。
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叮铃铃”地划破寒冷的空气，车把上挂着的尼龙网兜或是旧布兜里，装着刚从小市场采购来的大白菜、土豆、萝卜，沉甸甸的——这是每个家庭对抗严冬的“战略储备”，更是下岗潮下，人们守住生计的底线。往日里由工厂分配的粮油副食，如今需要自己一分一厘地算计，冬储菜的多少，直接关系着整个冬天的温饱。
街角，那由旧铁皮桶改造的烤红薯炉，是寒风中无可争议的磁石。炉膛里，木炭安静地燃烧，透出橘红色的、跃动的暖光，仿佛一颗在寒冷中顽强搏动的心脏。不少烤红薯的摊主，都是新近下岗的工人，放下了车间里的扳手、锅炉旁的铁锹，拿起了翻动红薯的铁钩，用这小小的炉子，撑起全家的生计。红薯在炽热的炭火包围下，内部丰沛的糖分被慢慢逼出，在破皮处“滋滋”地冒着细密的小泡，空气中那股焦香与甜香混合的气息，霸道而温柔，能随风飘出半条街去，勾引着每一个行人的辘辘饥肠。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摊主看着顾客掏钱时的眼神里，藏着多少无奈与坚韧——这一块红薯的利润，或许是孩子一天的零花钱，是家里一顿菜的开销。
裹着厚重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的摊主，面容隐在帽檐的阴影和呼出的浓重白气里，只用一双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着长长的铁钩，熟练地翻动、挑选。路人很难抵抗这温暖的诱惑，掏出皱巴巴的零钱，买上一块刚出炉的。那滚烫的温度透过报纸传递到掌心，烫得人只能左右手飞快地倒替，一边吹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咬开那焦脆的外皮。金红、绵软的瓤瞬间在口中化开，极致的甜与暖，如同一条温顺的溪流，从舌尖开始蔓延，顺着食道，妥帖地抚慰到胃里，继而驱散了四肢百骸的寒意。这短暂的暖意，也暂时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焦虑——下岗后的迷茫、生计的重压，在一口热红薯的甘甜里，得以片刻喘息。
不远处，崩爆米花的摊子总是围着一圈眼睛亮晶晶的孩子。那黑乎乎、葫芦状的爆米机像一个神秘的魔法道具，架在小火炉上，摊主不慌不忙地摇动着转柄，黝黑的脸上是笃定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他或许也曾是某家工厂的技术工人，如今靠着这门手艺，在街头挣取微薄的收入。当气压达到临界，他便会直起身，用带着浓重方言腔的调子高喊一声：“响——喽——！”孩子们立刻如受惊的雀儿，一边兴奋地尖叫，一边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嬉笑着向后跳开，小脸上写满了既恐惧又期待的复杂神情。这清脆的笑声，是那段沉郁岁月里，最纯粹的光亮，暂时冲淡了大人们脸上的愁云。
随即，“嘭”的一声巨响，如同一声闷雷，震得地面仿佛都微微一颤。巨大的白雾裹挟着浓郁的米香轰然腾起，瞬间吞没了摊主的身影。待雾气稍散，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捧着自家带来的搪瓷盆或布袋，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雪白蓬松的米花。那笑声，在清冽干爽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亮堂，不掺一丝杂质，是寒冷世界里最动人的暖流。只是这暖流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精打细算——一包米花，花不了几分钱，却能让孩子开心许久，也能让下岗的父母，少几分无法满足孩子心愿的愧疚。
此时的哈尔滨，正站在时代交汇的门口，新旧气息交织着，下岗潮如同一道无形的分水岭，将过往与未来清晰割裂。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里，一边陈列着印有鲜艳“牡丹”或“红双喜”图案的搪瓷脸盆、铁皮暖水瓶，它们是上一个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生活记忆，沉淀着过去的温度——那时的人们，捧着铁饭碗，拿着固定工资，这些日用品，或是工厂福利，或是凭票购买，安稳得无需多想；另一边，则醒目地摆着刚刚到货的日本“松下”或“索尼”随身听，黑色的机身，小巧的耳机，代表着一种崭新、时髦、充满未知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正无情地冲击着旧有的体制。
柜台后的售货员，许多还习惯性地戴着蓝色的布制套袖，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装扮，却已开始尝试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向好奇的年轻顾客介绍“最新款的港台磁带”。他们中，有人已然下岗，托关系在这里做着临时工，不再有固定的工龄与福利；有人虽还在岗，却也时刻担忧着工厂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加入下岗的行列。邓丽君柔美婉转的《旧梦何处寻》还在角落里循环往复，诉说着缱绻的旧情，也诉说着人们对过往安稳岁月的眷恋；而毛阿敏那大气深情的《渴望》主题曲，已然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响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朴素期盼，也唱出了下岗潮中，人们对出路的渴望与迷茫。
街道上，漆皮斑驳脱落、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龙江”牌老式公交车，喘着粗气缓慢爬行，像一个不堪重负的老人；与此同时，车身喷涂着“TAXI”、显示“起步价六元”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已如灵动的游鱼，开始穿梭于主要干道，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计算着偶尔奢侈一次的可能性。不少出租车司机，都是下岗工人，他们放下了车间里的工具，握紧了方向盘，在寒风中奔波，只为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而那些曾让人艳羡的国营大厂，有的已然破产，厂区大门紧闭，只剩下斑驳的厂牌在寒风中伫立，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有的正在重组改制，裁员的消息如同寒风，吹遍了每个车间，人心惶惶。就像沈阳拖拉机厂，这一年也在一场发香肠以示安慰的大会后，宣告了破产，结束了生产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辉煌历史。
最令人艳羡的，莫过于那砖头般大小的“大哥大”，黑色的塑胶机身，重量十足，配上昂贵的皮套，握在手中便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持有者多是率先“下海”的个体户或改制后的企业老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抓住了机遇，与那些深陷下岗困境的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有谁在街头驻足，掏出它拉出长长的天线进行通话，那嗓门必定不自觉地拔高几分，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匹配这通讯工具的身价。周围的目光也会瞬间汇聚——那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身份与财富最直观的象征，须知，那时一分钟的通话费，或许便能抵得上普通下岗工人几天的生活费，抵得上他们在劳务市场奔波许久才能挣到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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