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九二五年夏 山雨欲来
第6章 一九二五年夏 山雨欲来 (第1/2页)一九二五年的初夏，上海的空气仿佛一块浸饱了水的厚重绒布，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胸口，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黄浦江面上就飘着一层薄薄的雾，雾里裹着货轮低沉的汽笛声，断断续续地传到岸上。码头上，搬运工们光着黝黑的膀子，扛着沉重的货箱在跳板上挪动，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在皮肤上冲出一道道深色的痕迹，很快又被湿热的空气蒸成一层黏腻的汗膜。苏州河的支流穿过老城厢，河面上漂浮着菜叶、碎布，甚至还有死老鼠，秽气随着水汽往上冒，和岸边小饭铺飘来的油条香气、煤炉烟味混在一起，成了上海独有的、说不上来的复杂气味。
这湿腻之中，更藏着一种几近爆炸边缘的焦灼。这种焦灼不像黄浦江的潮声那样直白，却像细密的针，扎在每个上海人的心头。清晨街头，报童们背着磨破边角的帆布包，踩着木屐在石板路上跑得飞快，嗓子喊得嘶哑：“号外！号外！日商纱厂工潮再起！顾正红案新进展！”他们的声音穿透薄雾，钻进临街的窗棂，惊醒了不少还在睡梦中的人。电车轨道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漆成绿色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玻璃窗内，穿着短褂的工人紧紧攥着扶手，眉头拧成疙瘩，眼神里藏着压抑不住的怒火；穿长衫的职员则低头看着手里的报纸，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面，脸上满是凝重。就连平日里热闹的茶馆，早晨也没了往日的喧嚣，茶客们凑在一起，声音压得极低，窃窃私语间，时不时能听到“罢工”“租界”“巡捕房”这样的字眼，说完还会警惕地往门口瞅一眼，生怕被什么人听了去。
王瑾瑶坐在务本女塾的教室里，窗外的法国梧桐宽大的叶片纹丝不动，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蝉趴在树枝上，“知了知了”地叫着，聒噪得让人心里发慌。教室里，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扇叶上积了层薄薄的灰，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带着粉笔末的味道。国文先生站在讲台上，穿着藏青色的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捏着课本，摇头晃脑地讲解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音抑扬顿挫，可在王瑾瑶听来，却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一个字也钻不进耳朵里。
她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摊开的书页边缘，那是父亲特意让人从洋行买来的进口纸张，细腻光滑，带着淡淡的油墨香。可此刻，这熟悉的触感却让她莫名想起昨日在父亲书房门口偷听到的只言片语。昨天傍晚，她端着刚炖好的银耳羹去书房，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父亲王翰文压低的声音，混着另一个陌生男人的腔调，气氛格外凝重。
“……日商内外棉七厂那边，顾正红的事你听说了吧？闹得太大了，工人联合会已经在组织抗议了，听说还要罢工……”陌生男人的声音带着焦虑，“我昨天去租界办事，看到巡捕房都增派了人手，荷枪实弹的，看着就吓人。咱们洋行和日商有不少生意往来，这要是乱起来，咱们的货都没法运了。”
“我知道，”父亲的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我已经让账房把近期和日商的合同都理出来了，能暂缓的先暂缓。现在局势不明，咱们得小心行事，别被卷进去。”
“顾正红”。这个名字像一枚烧红的针，猛地刺了一下瑾瑶的神经。她前几天在父亲的书房里翻《申报》时，曾在社会新闻的角落里瞥见过这个名字，那则短讯只有寥寥几行，说一个叫顾正红的工人在日商纱厂里和日本人起了冲突，被开枪打死了。当时她只觉得是件普通的意外，像一粒微尘，没往心里去。可现在，听着父亲和洋行经理的对话，她才意识到，这件事根本不简单，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漩涡的中心，正在吸附着无数的愤怒与暗流，连父亲这样一向谨慎的商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瑾瑶端着银耳羹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瓷碗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烫得她指尖发麻。她没敢进去，悄悄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却像被丢了块石头，久久不能平静。她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说上海是“东方巴黎”，是块遍地黄金的宝地，可这两年，她总在街头看到乞讨的流民，看到被巡捕随意呵斥的中国人，现在又出了顾正红这样的事，她忽然觉得，父亲口中的“宝地”，其实藏着太多她看不懂的黑暗。
下课钟声敲响，清脆的铃声像一道赦令，打破了教室里的沉闷。女学生们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像出笼的雀鸟，叽叽喳喳地涌出教室。但与往常不同的是，她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操场跳绳，也没有回宿舍织毛衣，而是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的角落里，脑袋凑在一起，声音低促而兴奋，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
“听说了吗？南京路那边，今天又有学生去演讲了！好像是圣约翰大学的，举着旗子，喊着要为顾正红报仇！”一个穿着浅蓝色旗袍的女生压低声音说道，眼睛里闪着光。
“我表哥在交通大学念书，他昨天给我写信，说他们学校都炸锅了，学生会已经联合了好几所学校，要一起去声援工人！”另一个女生紧接着说，语气里满是向往，“要是咱们学校也能组织就好了，我也想去！”
“日本人太可恶了！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杀人，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那些英国巡捕，也帮着日本人镇压中国人，简直是帮凶！”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气得脸都红了，攥着拳头说道。
“我们……我们能做点什么吗？”有人小声问道，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人群里，让原本热闹的讨论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既有期待，又有犹豫。
“我们”？这个词让瑾瑶的心跳莫名快了半拍。她站在人群外围，看着同学们激动的脸庞，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困于王家大宅、每天烦恼着学琴、刺绣，担心父亲安排婚嫁的小女儿。她站在这里，是务本女塾的学生，是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青年，更是上海的一份子，是这躁动空气里的一息。她和这些同学一样，有名字，有想法，更有属于自己的立场。
就在这时，她看见同班的沈秀兰从人群里走出来。沈秀兰平时文静得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总是低着头，说话声音也小小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袖口还缝着补丁。可此刻，她的脸颊泛着不寻常的红晕，眼睛亮得惊人，手里攥着一卷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快步走到几个相熟的同学身边，激烈地讨论着什么。瑾瑶知道，沈秀兰的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每天要在昏暗的厂房里排字到深夜，挣的钱只够勉强维持家用。沈秀兰平时很少和大家聊家里的事，但她总能带来一些来自街头巷尾的消息，那些消息不像报纸上的文字那样冰冷，带着一种来自底层的、真实的粗粝感。
“瑾瑶！”突然，沈秀兰看到了站在角落的她，眼睛一亮，立刻快步走了过来。她的脚步有些急，旗袍的下摆随着动作轻轻晃动，额头上还渗着细密的汗珠。走到瑾瑶面前，她没等瑾瑶开口，就小心翼翼地打开手里的油纸，露出里面一卷粗糙的纸张——那是用油印机印出来的传单，纸张边缘参差不齐，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甚至还有几处油墨晕开了，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抗议日人暴行！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声援无辜工友！支持工人罢工！”“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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